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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经济周期与中朝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争鸣www.hlmsw.cn,御宅伴侣特典

时间:2021-04-05来源:平平故事网 -[收藏本文]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任洪生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中朝关系的发展莫衷一是。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影响中朝关系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国际化是影响中朝关系的新的重要因素。经统计检验,本文发现OECD国家的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周期和OECD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与中朝关系活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扩张时期,中朝关系相对冷淡;而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收缩期,中朝关系相对活跃。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化三要素中关键自变量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的原因。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贸易(包括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取代了新中国三十年中周期的自变量,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随着中国对自身定位的变化,国际资本交易和中国对外投资将成为下一轮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新的中周期开始形成。中朝关系的波动是以中国的政治中周期为底线的,对中朝关系的偏好和预期,需要更长远的历史透视和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

  对中朝关系变化的不同理解

  中朝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最近几年来,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波动,人们对此评论各异。有人认为这与朝鲜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系,朝鲜国内政治的变化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导致双方关系出现紧张。有人则认为,这与国际政治压力有关,随着中国与欧美日等国的关系日趋复杂,朝鲜逐渐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中国需要与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出现了这种变化。然而,无论是国内因素说还是国际因素说,都无法解释中朝关系时好时坏的波动性特征,无论选取哪种立场都能找到材料支持,但是无法进行全方位的解释。国内因素说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因为对朝鲜的认识不同而导致政策不同,国际因素说则认为国际因素迫使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转向。这两种说法对于中朝关系的理解都是单向的,并没有说清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中朝两国关系波动的现实,而且,这两者本质上是作为中朝关系的背景出现的。这些分析没有厘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影响中朝关系的国际约束条件有无变化;其二,影响中朝关系的国内约束条件有无变化;其三,约束条件的变化有没有干扰到中朝关系?其四,如果有,这种变化是如何影响中朝关系的?

  衡量两国的政治关系,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双方往来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中朝政治关系的衡量指标有元首级访问、政府首脑级访问、议会级访问、军事首脑访问、部长和特使级访问、党政代表团访问、双边合作、多边谈判以及联合国层面支持等,这些指标可分为一级互动、二级互动、三级互动。因为双方元首互访是中朝关系的标志性事件,所以这是第一级互动要素;双方许多重要决策是政府领导人之间协商的,因此国家级领导人互访是第二级互动要素;部长和特使是具体事件的执行者,这个级别的癫痫可以用什么方法治疗互访是第三级互动要素;双方政府和军事代表团的交往是政治和经济的延伸,因此可以划入第三级别互动要素。在国际层面,联合国各个层面的支持是第一级要素,朝鲜在其他国际组织层面的活动较少。综合而言,中朝关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后趋于冷淡,并且双边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中朝关系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约束条件

  (一)从地缘政治到全球战略:中国国家目标的调整

  讨论中朝关系乃至中国的对外政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中国自身战略定位的变化。国家的战略定位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972年以来,中国国家战略的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则是经济问题,是发展经济和重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问题。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对外决策的一个基本底线,发展经济、重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是中国这一阶段的国家战略定位。

  (二)从全球战略要冲到地缘政治棋子:朝鲜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

  迄今为止,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经历了三次主要变动:

  第一个时期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多种“区域体系”并存的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地理大发现后西欧资本主义区域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第三个时期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体系和反资本主义体系并存,第四个时期是后冷战时期的区域化运动。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朝鲜的地缘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在殖民主义时代,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半岛,使之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殖民体系扩张的最前线。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随着朝鲜的分治和冷战的爆发,朝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最前线,其本身也是冷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地区集中了美苏中日四大力量,而朝鲜的地缘政治地位具有特殊性,承担着国际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任务,因而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判断明显不同于以往,中国不仅和美国建交,而且逐步开始与韩国接触,参加了1984年洛杉矶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意味着中国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苏联丧失了在本地区的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从全球战略层面下降为区域层面。但是朝鲜并没有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回应。虽然在金正日执政期间,朝鲜曾短暂地、尝试性地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是在整体方向上,朝鲜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始终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定为威胁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与此同时,朝鲜还多次进行核试验,丝毫不顾及周边国家的反应,并且退出了关于朝核问题的广东知名癫痫医院六方会谈。总体来说,朝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这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或者说没有认真分析这两大事件对朝鲜国际地位的影响,从而使其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主观上忽略了其本身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从全球战略地位下降为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事实,也就没有对其内政外交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国际约束条件的变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大潮中的众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经济压力的影响。学者们大体形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国家间政治不再是唯一的解释范式,国家间政治权力状态和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变化都是塑造国内政治的主要因素,并由此确立了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分析范式,确立了国际经济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双层博弈。大体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衡量一国的国际化:国际贸易、资本交易和国际投资。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化,一国贸易部门会扩张,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价格趋势和动荡会变得更加敏感。而随着国际化使经济更易于受到外部经济动荡的影响,主要国内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也会增长。既然中国开始重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国家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朝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从国家间政治层面转到经济全球化层面上来。我们就需要回答: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对中朝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国际化又有哪些要素会影响国内政治?

  中朝关系与中国国际化因素和世界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经济依赖度越来越大。中朝关系与中国国际贸易的依赖度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中国出口和进口所占GDP比重的增长率与中朝关系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而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与中朝关系的相关性较弱。中朝关系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与中国出口增长率呈现较强的相关性,由于相关系数为负,所以这种相关是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和出口扩张期,中朝关系比较平淡,而在中国经济和出口收缩期,中朝关系则比较活跃。

  世界经济增长率、OECD国家经济增长率、世界贸易增长率和OECD国家的贸易增长率都与中朝关系呈现较强的相关性。其中,中朝关系与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呈现较强负相关关系;中朝关系与世界进口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中朝关系与OECD国家进口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中朝关系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OECD国家的经济波动对中朝关系影响最大。世界经济波动会对中朝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当经济形势大好时,中朝关系可能会趋于冷淡;当世界经济恶化时,中朝政治关系趋于活跃。

  中朝关系的短周期与中周期

  对于中朝关系的周期性特点,界有着其他值得商榷的观点。学者们认为,中朝关系可以从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两个角度来看,政治周期主要是指政府领导人换届周期,经济周期强调的是世突然全身抽搐什么原因引起的界性的经济周期而非一国的经济周期。但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会导致中朝关系重大反转的观点也十分值得商榷,中国对外关系的政策变化受中国国家利益的制约,不会轻易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好恶而发生重大改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经济周期导致国内政治发生结构性变化,进而使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路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来自商业联盟理论。它认为,受国际化力量的影响,国内政治会通过国际力量形成自己的政策偏好。1949年之后,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两大主要商业联盟:一个是军工联盟,由东北和内陆省份以及中央各部的军事和重工业部门组成;一个是农工联盟,由沿海省份和中央各部中的轻工业部门组成。以邓小平为首的农工联盟取代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军工联盟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朝鲜来说,军工联盟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在缺乏国际化压力的情况下,朝鲜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可能性很低。按照商业联盟理论来推测,当经济运行良好时,中国对外出口增加,国际投资增加,那么劳动力丰富和轻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和中央各部是获益者,随着国际化收益的不断提高,其政治权力会得到提升。相对而言,重工业和军工企业会因为收益的相对下降,导致地位不断降低、政治主导力下降。当经济恶化时,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各国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出口下降,国际收益下降,此时以前受损的军工联盟收益则会增加,这将导致其政策的重大变化。在这种条件约束下,中国对外政策会因为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而变化,朝鲜则不受经济周期影响,这样中朝关系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原因而显得具有周期性。但是,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解读为由国内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导致,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很难有明显的证据来表明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阵营鲜明的两大利益集团。

  无论是政治周期的讨论还是经济周期的讨论,都没有涉及中国对世界和自身局势判断而形成的周期。鉴于这个周期相对于前面的周期更长,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周期,而前面的周期我们可以称之为短周期。相对而言,短周期是针对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而言,一旦出现相对价格的变化或者权力不对称导致的力量不平衡,可以通过政治或者经济短周期进行调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会基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形成一个较长的周期,也即中周期。中国对于中周期的判断是确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中轴线,中国对外关系都要围绕这个轴线活动,不能偏离这条轴线太多,任何双边关系都不能脱离这条主线,而这也是中朝关系变化的一个中轴线。

  1949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中周期以及正在形成的第三个中周期。1949年至1978年是第一个中周期,1979―2012年是第二个中周期。在第一个中周期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战争导向,中国随时准备迎接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并在国内进行战争长沙癫痫病医院去哪家准备以防外敌入侵;在第二个中周期里中国认为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中国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发展经济。也就是说,在第一个中周期,中朝关系的发展是以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为基本线索的。而1979年之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第二个中周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以不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为底线的。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确定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学术界开始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已经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肩负国际社会责任,应该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甚至是国际秩序的塑造者。随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管理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三个三十年的调整呢?尽管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检验才能完全证明这种假说,但是中国2013年的“一带一路”战略和2014年亚投行的设立,展现了现今国家领导人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这种特点不同于第一个“三十年”,也不同于第二个“三十年”,也许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个“中周期”的开始。这个中周期将是中国以自己的力量塑造地区和国际秩序的三十年,任何双边关系都需要围绕这个目标而发展,都不能突破颠覆地区或者国际间力量平衡的底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朝关系表面上会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但是这种周期波动是有一定的约束条件的,这种约束条件持续的时间是三十年左右。中国在十八大之后调整了对世界秩序和自身定位的理解,因此中朝关系的发展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互动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崛起的中国参与并将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

  结论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会逐步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势必加强中朝关系,且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发展新型经济关系是中韩两国的共识,中国乐意促成朝鲜半岛独立自主的和平统一,中国对朝鲜和韩国的影响和关系会同时得到提升和加强。但是,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种趋势。也有观点认为,中朝关系的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本文的研究也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

  目前,能够反映中国国际化的指标只有国际贸易最明显,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并不构成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变量。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集中于分析国际贸易对中朝关系的影响。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对外投资和货币交易也会逐步成为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变量,这些要素权重的变化,将会形成中国对外关系的下一个中周期,或将改变中朝关系的这种特点。同时,从政治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周期构成了中国对朝政策的约束条件,双方关系的波动具有短周期的特点,短周期的波动是围绕着中周期的基准线上下波动的。接下来,中国即将步入下一个中周期,中国对朝政策要以符合中国国际新战略为目的。